康不怠淡然一笑道：“我懒。”
“哈哈哈哈哈……这话说的，似是若你不懒，还能中状元呢！”
他也不争辩，心道你们懂个什么？话不投机半句多。
若是别人说“因为懒而中不了举人”，多半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可康不怠说的却算半个事实。
他今年三十五岁，正值壮年。十六岁就中了秀才，已算难得，只不过那一年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
之前太宗皇帝留下许多遗训，有一条就是关于科考的。认为八股取士是一弊政，束缚思想，于是要求以策论取士。
然而太宗皇帝北伐未半而中道崩殂，这遗训是定下来了，可是实行起来几十年后，就出了大问题。
策论策论，得有见识。
不说结社交朋友、互相间谈天论地得花钱，单单是史论策，怎么也得把个二十多本史书翻遍才行。
不说一部《资治通鉴》，便是一本《宋史》，厚厚的一册书，就不是寻常人家买得起的。
若不然，出策论的时候，拿出个史书中的名字，你都不知道是谁，写什么？
只怕多半会写出“项羽力拔山兮，岂一破轮不能拿”这样的笑话。
再说了，你爹不做官，你爹不是公爵侯爵，你一个贫民娃娃对朝政能有什么见识？没有见识，国朝文风又喜阔大，哪里写得出来？
就在康不怠中秀才那一年，当时的右平章事上了一疏：说是开国定制三十余年，所中举人者，未尝有贫民子弟，至少都是家里有地百顷以上者，无一例外！地有百余顷，尚且称寒门，这是要出大事的。
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长此以往，恐乡野之人再不读书，因为读书无用——买不起各种书籍、没钱参与社盟，就没有见识，就写不好策论。
而且策论导致很多人语不惊人死不休，或是夸夸其谈以为搏名；或是重视韵律而失文章真意；或是看批阅之人的喜好故作投其所好之文。
国朝自明末乱后，废朱子而不立新言，以至于思潮混乱，百儒争鸣，难以界定。
而前朝八股取士，的确有禁锢之弊，然而最起码公平——要读的书少，经济上公平。
穷秀才也能读得起要考的几本书，至少还能给底层人一个希望，也有助于底层人学习，博个希望。
若学习不能做官，则无人肯学。
长此以往，只怕朝中大臣皆出于官宦之家。
而名为科举、实则九品中正。
此大弊也！
当时的右平章事是有见识、有能力的，当时就认为，国朝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做到“一道德”。
哪怕王安石变法，那也是拿出来了《三经新义》，最起码有个标准教材，对一句话的理解，得有个官方的正确理解。
现在国朝说是用永嘉永康学派，但是一来学派争端还在，只是凭借史书记载的只言片语去解读，没有形成体系，也就没有对经书的“微言大义”的标准理解。
二来太宗皇帝虽然天纵奇才，但其对永嘉永康学派的理解，更趋近于“墨”而非“儒”，义利之辨就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破而不立，未成体系，国朝至今也不曾有个朱熹、王阳明这样能够破而后立自成体系的人物。
以至于考“经”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往往又以主考官的个人思想为准绳。
种种之下，人才固然有，也固然百花齐放，但实在是不公平。
八股的弊端，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