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直接不客气，称呼王阳明为“江左王氏”，说他阳儒阴佛、诬圣邪说。要对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着悟道成圣负责。
王安石的评价，一直都是人品过硬、才能过硬，但是带坏了风气。这些人化用此事让王阳明背锅，一脉相承，认可其水平，但总需要一个背锅侠。
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发现朝廷居然在武德宫以及下属的营学，复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释。
舆论渐渐转向，转而又去让朱熹背这口大锅。可有想让背锅的，就有想让其不背的。
明末心学打开了理学的禁锢，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享乐主义、放纵主义，道德沦丧等等问题。
物极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认为放纵是不对的，应该加大道德主义，理学礼教不但不应被废，还应该加强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华传播，一部分人又想着“以耶补儒”，把天主教十诫和礼教融合起来。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华打不过儒家，我还打不过佛教吗？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取代佛教，成为和儒家关系最近的补充呢？
于是有人提出，所谓佛教，就是天主教东传后的变种。三位一体，和佛家三佛是一样的。
化身佛，佛陀为了度脱世间众生，随缘教化、随应三界六道等情况显现的变化之身。其实，就是耶稣，也是一样在人间行走。法身佛，即为圣父；报身佛，即为圣灵。
顺带着，又用佛家不杀生，质问佛家的人怎么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过根深蒂固的儒家，先借着儒家的力把佛教殴了一遍，双方甚至发生了教徒互殴、殉教武战、你焚寺庙我烧教堂的情况。
加上王阳明又被一些人认为是“阳儒阴释”，更是跟着一起背了个谈悟性、谈心性误国的大锅。释家节节败退，天主教传播更加凶猛。
还有一部分守旧党则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经义根本不相容，甚至违背。天主教认为用“天主”、“上帝”这些中国词汇玷污了DEUS；儒家部分人还认为天主教瞎鸡儿用天主、上帝这样的词才是大不敬。
一时间整个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时候更加混乱，简直是乱成一团。
奇葩学说涌现不停。
整体上又受拘于先天不足，破而后立一直没出现，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从孔孟到阳明，各家学派互相喷，互相拿着放大镜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乱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这个绝对的政治正确外，打着儒学之名的各种学派结社立说，各显其言。
大顺官方摆出姿态，要用宋时的永嘉永康学派，事功之学，这几年才总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乱。
可这也只是表面的平静，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朝中有西法党与守旧党之争，也有北儒和南儒之争。
永嘉学派诞生于工商业发达的浙东，悲愤于靖康之耻和南渡不北伐，又极为事功，认为义利之辨需要细究。
等到大顺选用其为官方意识形态，整个国朝的环境基础又和宋时完全不同了。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南北边各自都有对浙东学派的解释，互相都不认为对方是对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不会错。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亲历了空谈心性的无用，见证过失地流民的惨剧。
北方派颜元痛斥“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过宋儒理学，复归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认为作为儒生，要“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不但要学诗歌礼仪，还要学数学、打拳、身法、武术、兵法、农学……
但在土地政策上，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是有激进复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带来了《乌托邦》等小册子后，这种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
不允许大规模雇工，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人。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
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