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是旅游时结识的客栈老板，公务员，银行家，医生，作家，老师……一个人认识很多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跟每个人打交道的时候都显得无比热络，格外亲切，一聊就是一个小时，这点是我始终学不来的，在帝国的社交场，我呆了不到十分钟就想溜走。
在他的葬礼上，来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他们面露痛惜，都用“飞来横祸”来形容这场意外，其中有不少是父亲的同事，他们都说他是个既正直又称职的人。
正直，称职，负责，热情，乐于助人……
我听着一个个前来悼唁的人诉说对父亲的印象，像上了发条一样机械地点头，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他教我握毛笔的画面，他教我写一个最基础的“横”，不厌其烦地说：“蚕头燕尾，”“左边低右边高”，“起笔轻收笔重”。一个和尚——他也是父亲生前认识的人，一边敲着木鱼一边诵经，他念他的《金刚经》，我喃我的写字要诀，蚕头燕尾，左边低右边高，起笔重收笔轻……循环往复，就像另一套经文。
一个父亲教给儿子的事情有很多，可在那个守灵的晚上，我想的只是他教我怎么写“横”，我因为写不到他那么好看而撒气，他就用大手包着我颤巍巍的小手，带着我感受运笔的力道——说来奇妙，方才这纸张像泥泞地一样让我寸步难行，此刻却变得如大理石地板一样顺滑。
两年后的三笔字考试我过得很顺利，别的同学还在艰难地描笔锋，我已经落完款，交了卷。
生活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遗憾，但只要以“做好他教给我的每一件事”为目标，遗憾带来的钝痛就会消去一些。
日子还得接着过，十年后，母亲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因意外失去了配偶的男人，他比母亲年轻很多，带着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兴许是因为同病相怜，他们在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同居，我虽然不抱有“母亲非要守寡一辈子”那种旧观念，但我总觉得这人心思太多，不够宽容，有待观望。
但每当我试探性地和母亲谈起这事，她就会拿另一件事来说教我。
阿蒙很配合地问了一句：“什么事？”
透特沉痛地说：“结婚。”
虽然当时国家的政策是“晚婚晚育”，但对于一个二十九岁的大龄男青年来说，连女朋友都没有可太不正常了，她一度怀疑我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在她往更惊悚的方向猜测前，我赶紧声明自己是有过女朋友的。
仅有两个，一个是在父亲过世的前一个月谈的，父亲去世后我没怎么跟她联系，于是她在礼貌地表示哀悼后顺势提出和平分手，然后和一个文学院的帅哥好上了；另一个是个交换生，大四谈的，她回去之后就变成了异地恋，但众所周知异地恋修成正果的可能性不大，那时我也忙着备战考研，回过神来她已经把我删了。
我承认，没有在情人节那天祝她节日快乐是我不对，可好好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过洋节？我七夕的时候也给她订了花的啊。
“没了？”
她在电话里问我，即便不开视频，我也能想象她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没了。”我补充了一句，“我现在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母亲冷笑了一声，每当我试图跟她说一些感性的东西时，她就会提出一些现实的问题。
“你不结婚不生孩子没人给你养老怎么办？”她劈头盖脸地问，“请护工吗？现在的护工都可坏了！前两天还有个护工闷死老人的新闻！”
“呃……”
“还是说你指望你养的那只大狸子成精？别开玩笑了建国之后是不能成精的！”
“我……”
“难道你就没遇到一两个可以发展一下的女同事吗？！争点儿气啊！”
“妈啊我们现在不兴办公室恋爱我还要备课挂了啊。”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挂掉了电话，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会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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