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有人以为这是因为佛教思想太多的渗透入了儒家思维，甚至有人刨根到朱熹身上，认为程朱理学才是将儒学带向高谈阔论的罪魁祸首。
王文龙的《训诂学方法论》没有参与这些讨论，却直接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既然谁都说不服对方，那就通过考据看看当年的儒家典籍究竟说了什么吧。
如果真的是对于儒家学问没兴趣，大学做不下去，还可以做小学，除了四书五经之外，那么多的古文书籍全都可以去加以考证。
另外《训诂学方法论》还启迪了许多其他研究的文人，王文龙在书中展示了可以通过逻辑找出训诂的方法，焦竑又展示了可以通过逻辑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史书的路子，那能否同样通过科学的方式找出写文章的方法、做画的方法、研究音韵的方法？
杨嗣昌是个颇有悟性的文人，在阅读过程中已经渐渐发现此书的以上这些优点，并且越思考越觉得这书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杨朱渡，湖南官书局。
杨嗣昌被一个书办领到书局干办的屋中。
干办手中拿着骆思恭的信奇怪问道：“骆千户打招呼已过去十多日，怎么杨小友今日才来？”
杨嗣昌不好意思的说：“我在客店中临时改了稿子，是以拖延了几日。”
“改稿？”那干办问：“杨小友的稿子不是早就写好了吗？”
“以前所写的书稿总缺了些味道，近日看了王建阳的书，突然发觉可以在过去散文之下加些评述文字，于是又重新补上。”
看了《训诂学方法论》之后杨嗣昌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修改自己的书稿。
王文龙的研究方法启迪了他，他觉得自己写的那些民俗散文，实在太过于浅薄，完全可以在自己所描写的民俗散文后面增加一些对于这些民俗来源的分析，这样这本书的可读性才会更强。
这也是杨嗣昌第一次出书，不知道自己书籍的定位究竟是什么才会如此。
他大改了十几天时间，原本一篇散文集几乎被他搞成社会学研究专著了。
其实本质原因还是杨嗣昌觉得王文龙的书写(本章未完,请翻页)
记住手机版网址：m.bqgw12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