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林楼还要去非洲做项目，实在是没这个时间，他们只能在欧洲和日本本地寻找代言人了，林楼向他们推荐了扎哈和矶崎新这两位新结实的朋友，扎哈的山顶俱乐部在欧洲同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矶崎新更是成名已久的大师，由他们出面肯定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演讲结束之后，林楼休息了两天，然后又开始工作，这回就不是为欧特克公司而工作了，而是去美国的院校以及一些研究机构了解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规划史，好为自己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撑与数据支撑。
北京城还有中国其他城市在未来规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林楼大多都知道，但如何说服规划委员会乃至更高级的城市管理者接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总不能颠颠地跑过去对大领导说，我是重生的，你就听我的吧！
那还不得直接被送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去，嗯，这医院现在还没改名呢，叫做北京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中国如今的城市规划比欧美国家落后，这既是坏事儿也是好事儿，后发国家可以摸着先进国家的经验过河，许多在中国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他们已经经历过了，能搞清楚这些，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咱们就不用再走一遍弯路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找到参照的，中国的国情毕竟与这些先进国家不同，有些事情他们这么做合理，放到中国却不一定合适，有些方案在美国无法实施，却不代表中国也一样，所以在资料的选择上也应该有所取舍。
现如今也不是没人来美国学习城市规划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的做法往往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只盯着美国最新、最先进的地方！
你要问这些东西好不好，那肯定是好，但符不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那就不好说了，因为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悠久，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了集中性城市化进程阶段，而中国那时候还处于我大清的统治之下呢。
1800年，美国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而到了1900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到了二十世纪，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开始从集中性向扩散型改变，具体表现为城市郊区化。
由于集中性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大城市中心环境、交通、治安等情况的恶化，而郊区具有环境好、低价低等优势，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开始纷纷向外迁徙，产业逐渐伴随人口向郊区扩散，这种情况的发展导致了卫星城的出现。
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要慢得多，尤其在1978年以前，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而到了1978年以后，由于知识青年、下放干部返城，经济发展等原因，城市化进程开始提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提高到1984年的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是过去的两倍还多。
到了九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稍微有所放缓，但每年也有0.4%以上的增长率，1998年城市化率由提高到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高到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城镇人口的所占的比例就翻了近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