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工业时代后，两国之间的战争与国家的综合国力密切相关，国防、经济与国家动员组织能力有密切相关性。
1903年4月10日上午，左孝威宣布国家正式进入战争状态，暂时解散联合会议，成立最高指挥部、战时国民经济工业委员会、国家动员委员会3大机构管理军事动员、军工生产、经费筹措等战争关键事务。
战时经济这1概念还未在各国形成，而中国算是第1个吃螃蟹的。
简单来说，战时经济有5大要点：
第1，要有1个稳定的大后方，要不断巩固后方，保证前线的物资供应。
第2，多渠道、多方式地筹措物资经费，保障战争需要，解决战争经济问题，取之于敌、取之于民、取之于己。
第3，政府以强制的指令性实行重要物资统1收购和分配政策，根据轻重缓急安排生产和消费，保证战时需要。
第4，积极开展经济战，组织反封锁反掠夺的贸易斗争，打击敌人对己方的金融破坏，破坏和削弱敌人的战争经济基础，保护和增强自己的战争经济能力。
第5，在不违背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争取国际军事、经济援助。
战时国民经济工业委员会就要承担指导生产和物资分配的工作。
指导生产的问题其实不大，从洋务开始，无论是官督商办，还是政府调控，中国工业已经习惯了政府在其中的积极作用，而对于重工业更是如此，千年来的盐铁官营已经在思想上烙上钢印。
相比之下，物资分配更麻烦，自古以来，中国的战争模式就是上下割裂的，全民动员也好，物资管控也好，对于基层组织能力的要求非常高，最终能做到什么地步，不是1张嘴就能决定的。
另1方面，经过3年的宣传，沙俄的威胁也被大多数国人所熟知，在基层干部的宣传下，“收复失地，保家卫国”已经成为了全国上下的共识。
当函馆夜战的捷讯传来，瞬间就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外国报纸中英国报纸吹嘘的最为厉害，称“这是1次伟大的胜利，我们的远东朋友击败了狂妄野蛮的俄国人！”
趁着这股热潮，战时国民经济工业委员会将战争债券推向了英国市场，第1轮债权总价值1500万英镑，约合中华元1.05亿元，后续将会视战争境况调整。国内的战争债券也开始发行，第1轮总价值1.2亿中华元。
在发行战争债券的同时，1份特殊的国债也被战时国民经济工业委员会通过了。
在两年前，由于基层治理尚未建立，中央为了维稳，对土地改革比较轻微，采取的是政府半强制收购地主土地，将其半价售与佃农和半自耕农，使其成为自耕农，并在增长中自发释放人力进入工业。
这样的举措虽然安稳，但问题也很大，占用了政府大量的资金，推行起来很慢，在赎买政策实行之前，便已经有人提出使用国债等抵押赎地款，但由于各种原因，暂时还没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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