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此法允许钱币、蜀锦与纳粮随意兑换,百姓缴纳什么划算就缴纳什么,看似是惠民之举,防止百姓因为换钱而被盘剥,实际上却有可能伤农,不可不查!
右将军每自比管仲,不会不知道春秋时管仲衰鲁之策吧?鲁人擅事农桑、织鲁缟,管仲便建议齐桓公鼓励齐地士绅穿鲁缟、又严禁齐人自营蚕桑,哄抬缟价,诱惑鲁人弃梁粟而专事蚕桑。两年之后,又禁止齐国再买缟卖米,使鲁粮尽几乎亡国,成为齐之附庸,殷鉴不远呐!
如今百姓缴税可以完全不纳粮,那遇到蜀锦涨价的年份,他们还种什么粮?要是蜀锦两年三年持续高位,百姓定然毁田种桑,甚至这种蜀锦价格的虚高完全是可以由诸侯诱导的——
比如刘表或者袁术、孙坚知道了大王行租庸调法之后,他们最可能的做法就是利用长江商路,高价疯狂收购蜀锦,哄抬锦价,益州百姓一旦疯狂织锦,不用三年就会粮荒。
而且蜀道艰难,运钱、锦等价高轻便之物易,运粮米等大宗沉重之物难。到时候就算想从荆州买粮,就算荆州的诸侯没有抱团不卖,我们的运力也不可能支持从荆州运粮养活蜀郡数百万人口……”
杨洪说来说去,其实主要就是个粮食安全的问题。
当然他最初还是说了几句吹捧李素和刘巴的好话的,也承认了李素的本意是“防止百姓被盘剥”。
这一点必须稍微解释一下,那就是汉朝几百年来收铜钱的算赋,这项制度其实也是很盘剥百姓的。
因为百姓如果不经商只种田,手上是凑不出铜钱只有粮食的。所以一旦到了缴税季节,为了强行凑一百二十钱交人头税,百姓就得再费一番手脚卖粮。
而众所周知,两年年的封建社会,只要存在“农民非卖粮凑银凑钱缴税”这个刚需,那就一定会出来囤积居奇的奸商趁着百姓集中卖粮的时候压低粮价,多宰百姓一笔。可能百姓要拿出相当于两百钱甚至更多的粮食,来换回实打实的一百二十枚铜钱。
而李素和刘巴的“允许钱、锦和粮自由兑换”,对于缓解这个问题绝对是大有好处的,哪怕是政敌都得承认,杨洪这样的善意提建议者就更得承认。
因为钱锦互通之后,百姓虽然没钱但百姓也可以自己织锦,自给自足就可以凑齐一切税赋所需,也就不用去商业交易被差价盘剥了。
李素也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求同存异单说粮食安全的问题。
只听李素很有风度地等对方全部说完,才好整以暇反驳:“大王,杨洪之议确是老成谋国之言,可惜未能见古今时势之异。
我与刘巴并非没有对粮食安全问题留出应对,如今的局势,与管仲齐桓公之世也大不相同。首先,管仲之谋之所以成功,只因在他之前,世人并无以通商亡人之国的先例,各国没有戒心。
春秋之时,鲁国并无平籴之法,而平籴之法就是出自《管子》,又为战国之初魏国变法的李悝所实际推行。此后数百年,各诸侯、州郡都有常平仓,平抑粮价,也防谷贱伤农。蜀地自先秦一直富庶,粮秣自给有余,官仓积谷丰饶,只要治仓严谨,至少可消弭八成的风险。
其次,鲁国当年之衰,还在于反应迟缓,须知毁田种桑需要数年,毁桑复田却只需一年。如果反应迅速果决,行政高效,只要田地还在,改弦更张就能防止受害。‘藏粮于仓’,不如‘藏粮于田’,只要确保耕地的总面积,即使暂时不种,或者暂时种的是别的东西,能切换回来就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