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怎么讲?”郑玉德似乎对荆涛说的这句话很感兴趣。
荆涛说:“我的意思是说,以前类似不和谐的想象也有,但都没有形成公众的矛盾。这次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这两次事件在单位内部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了众怒。因为我们规定凡是市里会议和重大活动,记者必须提前二十分钟甚至半小时到位,一旦不到位,不管什么原因,都是要扣除当天绩效工资的。”
郑玉德点点头,看着他说:“嗯,继续说下去。”
荆涛继续说:“这次涉及到好几个人的利益,所以这次影响的范围比较大。加之自己的人用了一周多时间采写的稿件居然在本报不能刊登,却被省报刊登了,这件事影响很大。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收到了一个老记者写的改革方案。他也是针对改革后出现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所以我认识修正进行第二次改革的时候到了。”
郑玉德说:“看来,你也是做了周密的部署。”
“那倒没有,注意到了一些现象,也想改变,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契机,这也是众多看似不是大问题的问题,堆积起来的结果。”
郑玉德说:“我很欣赏你刚才说的‘火候’。掌握火候是技巧,制造火候是智慧。就拿化工厂的事来说吧,附近村民、居民从一开始就反对化工厂建在他们居住地附近,我也知道不合适,但还要答应企业的要求,还要大张旗鼓地给群众做工作。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在那里建厂,无疑,就不会有化工厂落户清阳了,就会显得我们政府工作无力,可能以后都不好招商了,所以我当时必须要先答应企业的要求……”
荆涛理解郑玉德当时的难处。
“眼看要进场施工了,老百姓又是一波呼吁,怎么办?只能将老百姓的对立情绪升温,达到不可控的边缘,这个时候舆论祭出环保和尊重百姓生命健康的大旗,政府再从中协调、斡旋。当时的舆论看似是把政府架在了火堆上(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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