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能猖狂得起来。
因为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刨了九边，河南的军事传统能排进前三，这个省份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多。
人口多、田地多、宗室多、驻军多、民兵多。
人口和田地，中州之地自不必说。
宗室上，河南遍地是王府，开封周王、南阳唐王、洛阳福王、彰德赵王、怀庆郑王、汝宁崇王、禹州徽王、卫辉潞王，这些藩国几乎把河南填满了。
而每个王府，都有自己的仪卫，甚至还有护卫，尽管藩王卫军是越来越缺斤短两的制度，但上千人的武装力量也不容小觑。
驻军多，是因为河南设立的卫所多，这也跟人多有关系。
民兵，则是河南的特色，因为比邻郧阳特区，自从明初就有严重的流民问题。
地方上士绅修筑堡寨自守，官员招募民兵护卫地方，后来在土木堡之后就成为了民兵输出大省，戍卫边关、填充京师营卫、编入本地卫所都有河南民兵的身影。
甚至还多次以三千人的民兵营为单位，成建制转为正规营兵。
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导致并没有与边疆接壤的河南，在民间既拥有非常庞大的储备兵源，又有一大堆像钻井机一样榨油的藩国……这个地方根本出不了大乱子。
外地来的贼，本地的卫军、堡寨能拦住；本地的民间武装作乱，影响力连十里八乡都打出不去。
只不过有长必有短，河南的稳定程度非常高。
这就意味着大明军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河南是缺失的，也就是总兵官。
总兵官因事而设，在天下诸地成为常设之官，是因为那些地方总有事。
河南没事，没有总兵。
如果说大明北方的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军队，在战争中指挥不畅，问题往往来源于军队维持费太低。
各镇风气用更少的人吃更少的粮，形成精兵政策，以至于一旦总兵力超过三五千的上限，就要四处调兵，使上下不能同心同德，互相掣肘，导致看起来像散兵游勇。
那么河南的军队，就真是散兵游勇。
卢象升这封奏疏，就是给中朝打个预防针，河南的军队不能直接上，得统一调派，需要时间动员才能形成战斗力。
可这封信送到朝廷这儿的时候啊，在崇祯眼里完全不是这回事。
崇祯八年的河南，跟卢象升在大名时崇祯二年的河南，中间不仅隔着六年，还隔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事儿还得从三年前说起，那年以高迎祥为首的农民军打穿山西，通过太行山进了北直隶，在武安等地一通大闹，被左良玉、邓玘、张凤仪等人联合镇压，揍回山西。
正赶上黄河封冻，大股农民军经黄河进了河南，再进陕西，直到躲到了刘承宗的元帅府旁边做邻居。
在这过程中，河南诸县被兵，等流贼和官军都过境西去，留下一地鸡毛的河南却并未恢复和平。
士绅修堡自守、土寇设寨聚众，一个个堡寨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原腹地长了出来，互相攻杀，形势反而更乱。
河南的特殊环境，旱灾、蝗灾、兵灾并举，情况甚至要比前两年的陕西更加惨烈。
陕西的问题很简单，没有饭吃，跟首领走，找富户抢，被官军打。
河南就比较难搞了，这边是各个堡寨都在互相打，因为河南有饭吃。
河南动乱的根本原因不是旱灾。
由于河流灌溉资源丰富，同时平原耕地面积较大、农业产粮较多，单凭旱灾很难形成波及全省的大乱，更何况……从天启年至今，河南仅在崇祯七年稍微旱了点儿。
这跟山西、陕西比起来，甚至算风调雨顺。
实际上发生在崇祯五年、六年波及整个中原的两次暴雨导致的水灾，才是河南动乱的源头。
当然，遍地堡寨互相攻杀，并非是崇祯颓然的原因。
让他颓丧的真正缘故，是今年夏季发生了一件小事儿：山西解州的老鼠发了疯，咬着尾巴连成串，一路向南渡过黄河，冲进了河南的灵宝县。
瘟疫，也跟着它们，进了潼关。(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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