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话，说得仁宗闭口不言，久久方才缓缓言道：
“迁都洛阳并非本朝才有争议，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太祖西巡洛阳之时，便已萌生此念。”
“官家，据臣所知，太祖之所以有此想，乃因其打小在洛阳夹马营出生。
又度过了难忘之童年时光，一时怀旧也是有的。然最后还不是依了太宗之建议，作罢了。”
“是呀，不过若按太祖当年之心思，范卿之言也不无可取之处。”
吕夷简见仁宗言语之间并未全盘否定范仲淹之建议，遂也不再多言。只字未提阎文应之事，便告辞离去了。
仁宗对此倒是颇感意外，认为吕夷简行事还是比较妥帖谨慎的。
再说范仲淹回到开封府后，一心等着尚宫局对阎文应的调查。
谁知调查未等到，却听到满朝皆在盛传吕夷简污其迂阔之传闻。
登时怒发冲冠，连上《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四论，公然与吕夷简针锋相对。
不但在四论中讥指时政，更将吕夷简比作汉代佞臣张禹。与其交好的几人皆为之摇旗呐喊，站在吕夷简的对立面。
此举彻底将吕相激怒，遂联合几位朝臣指出范仲淹越职出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等几条罪状。
双方交替上折，各不相让。仁宗为了息事宁人，遂罢去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之职，将其贬谪到偏远的饶州任知州。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先后上书为范仲淹据理力争。
馆阁校勘欧阳修虽未直接发声，却修书一封与高若讷，责备其身为谏官，竟对范仲淹被贬之事置若罔闻，明哲保身。
最不愤的，当属蔡襄了。大笔一挥，写出了一首磅礴之作《四贤一不肖》诗。其中后四句：
四公称贤尔不肖，
谗言易入天难欺。
朝家若有观风使，
此语请与风人诗。”
于其中直言称赞范、余、尹、欧四公为贤，独高若衲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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