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件中，唯一铁定的，就是唱戏的杨生和官家小姐韦女私下结婚了，这是律法明确反对的。大夏律例关于良贱不婚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普通良民的。能迎娶良民的贱民不会太多，靠自己的更少，因此只有那些大户豪族的家奴，才有实力迎娶良民。所以大夏律规定，为家奴娶良民的家长（主人），要打八十棍子，当然这门婚姻也是作废的。如果为家奴娶了良民后，为了规避法律，还将良民入籍为婢女的，要打一百棍子。这显然保护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穷苦百姓。所以刘知易才认为这条法律还算公平，愿意站杨生有罪。
当然这条法律本身肯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法律从来只能相对公平，做不到绝对公平。比如法律只禁止贱民娶良民女子，可不禁止男人纳妾青楼女子，这是男权的问题，显然男权比女权大，而且漠视了贱民的权力，基本上没把贱民当人。但这跟这一条律法无关，本条律法绝对是在男权社会、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阶层不平等的基础上，在法律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保护最广大普通人的一条善法。如果没有这条法律，林花父亲那种王府豪奴，不可能只娶一个王府女奴，恐怕早就妻妾成群了。
针对杨生一案，凭借最朴素的情感，大家觉得杨生值得同情，两情相悦，发乎于心，对这些法学年轻士子来说，正是最浪漫的时候，更加同情杨生和韦女。另外县令判决有些问题，杨生按照当地旧俗抢亲，被诬告成了诱拐，以最高刑罚判处，如果说县令自己没问题，刘知易都不信。
可他依然认为公道，当即反驳：“杨生抢亲，于法不和，实为强掠。”
又有人反驳：“叔父诬告，为财而来，县令污判，同流合污。若此案公道，还有天理否？岂非纵人行恶？”
这个反驳很给力，有牵扯到一个很大的法理，那就是，法律是导人向善的。一提到善恶，就是最大的法理问题。
刘知易继续反驳：“叔父或有贪财，县令或有受贿，但杨生抢亲，于法不合，判杨生者，法也，非县令也。若以叔父及县令为恶，而定其判决公道，岂非本末倒置。切记，法不诛心！”
叔叔明显是冲着韦家的遗产来的，县令受贿几乎可以断定，可这不影响判决的结果。受不受贿那属于另一件案子，本案中，杨生用了法律不承认的方式，抢走了韦女，这就是强抢民女，因民女知情，判一个诱拐，并不过分。法律不能因为人的动机，而对案件本身产生差别对待，法不诛心。
又有人反驳：“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各地风俗不同，不能以一而论。”
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族权很大，世家大族普遍实行家法，家法与国法有很大冲突，因为目的不同，国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家法只关心一家之兴衰。所以有的地方，宗族族长以家法杀人，比如对家族里的寡妇偷人，浸猪笼沉水塘，官府不太干涉；可是家族子弟犯了国法，大家族往往想方设法藏匿，经常与官府冲突。
风俗介于家法与国法之间，一般情况下不会跟国法冲突，毕竟风俗也是导人向善的，可因立场和目的不同，在细微处就有了差别。不能因为共性的不冲突，而否定差别时候的优先性，刘知易认为，在国法与地方风俗出现冲突的时候，应以国法为准。
在推及开来，刘知易还觉得，这是一个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区别。刘知易考过司考，学的当然是大陆法系。他站大陆法系，因为这是国情。海洋法系诞生于部落时代发展而来的民族国家，同一个部落，风俗相同，因此可以让不专业的民众参与审判，便于平息民愤。大陆法系诞生于帝国形态的国家，管理的民族众多，风俗各异，让民众参与，以风俗判决，容易产生纠纷，同样的案子，在某地一个判法，到另一地会是另一个判罚，不利于和谐。另外大陆法系本身，就是帝国进行移风易俗，统一民情的重要工具。大夏王朝显然属于大帝国，适用于大陆法系。
刘知易马上道：“倘若判决依托风俗，那么杨生案在越郡审判，杨生抢亲是风俗，可以不算诱拐。那么放到京师呢，假若韦家叔父来京城告御状，是不是这风俗就不作数了。诸位在太学辩法，是不是也该依京城风俗，不认抢亲风俗？”
刘知易驳斥有力，奈何对手众多，依然有不服气的，而且激荡起了法家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