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什。
在康克洛的汇报中，他一开始就重申，旺代远远不同于巴黎，或是法国北方的任何一座城市中心（即便在21世纪也不一样）。
“是的，委员公民，旺代地区始终以农业为主，遵循着固定的时序作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长期保持着封闭自足的稳定农业社会结构，天主教会只是这个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熟悉当地民生的神父，通过传统风俗和基本的宗教道德规范维持社区的稳定，农民们则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神父：他们请本堂神父们给田地的作物和牲畜降福，在特殊的日子里敲钟，图个好兆头……”
在康克洛的描述中，当地教士几乎全是本地人，各个修会里充满了家庭成员。从某种层面来说，并不是地区教会“控制”当地人，而是当地人“控制”地区教会。
康克洛直言不讳的陈述道：“农民们固执的认为这些乡村堂区是我们的教会：堂区拥有田地、房屋、家具等等都属于公共财物……所以，当革-命政-府没收教产贩卖土地的政策获利者不是农民，他们只能将新的宗教政策理解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基于此，对于旺代的农民来说，这场内战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自卫求存的战争：从增加税收，抛售土地，宗教改革到强制征兵，农民们认为国民公会的种种政策从来没带给他们任何积极影响，只是在毁灭他们的家园；而大多数地方贵族们，是面对着或者上断头台或者上战场的选择；至于宗教和国王，则是随后应运而生的抽象概念，好把松散的军队勉强凝聚到一起……”
不过，安德鲁现在并不愿意听这些过往的旧事，他打断了西方军团司令官的长篇大论，直截了当的问道：“将军公民，你认为旺代叛匪们，准确的说是下普瓦图叛军的夏雷特，安茹叛军的安斯托弗莱将在什么时候重新反叛。以及会有多少的农民和教士加入到第二次旺代战争中。”
“夏雷特和安斯托弗莱的反叛，取决于布列塔尼的皮塞伯爵，而后者听从于英国伦敦的阿图瓦伯爵！至于农民和教士，他们既然放下了武器，只要共和国不违背之前的承诺，绝大部分人都不会为国王和贵族卖命，就如同他们在1793年不愿意加入共和国-军队，为国而战。”
康克洛回答的很是谨慎。而且他也非常清楚，面前的年轻上位者与国民公会的其他代表很不一样，似乎人世间的所有秘密都在安德鲁面前失去了意义。从一开始，安德鲁就不相信那份“蓝白和平协定”，“包括协议的内容，以及里面的每一个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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