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原来越远，甚至变得虚无缥缈。
因为最早的一批移民，但凡能够活下来的，如今都已经成为了自己土地上的领主，绝对的有产者。大家在舒舒服服享受着丰硕成果的同时，哪个会想不开，想着要来革自己的命，将自己的财产平均给其他一无所有的欧洲移民，或是刚刚脱离奴隶身份的黑人。
此刻，巴贝夫才知道自己又一次上了安德鲁的当。后者不仅在不知不觉间摧毁了他本人与同志们的革-命信念，而且远在巴黎的安德鲁-弗兰克才是孟菲斯，乃至圣路易斯安娜地区最大的土地有产者，真正的大领主。
巴贝夫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其实质都不过在为安德鲁打工。
……
在热月党人的国民公会，以及随后的督政-府时期，由激进左派或是雅各宾派策动的三次有影响力的起义，包括1795年4月的芽月起义，当年5月的牧月起义，以及1796年5月的平等派起义。
这其中，只有牧月起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雅各宾派（山岳党人）一次大反攻，也是最后一次的反攻。
那是这场起义不仅涉及了原救国委员会成员巴雷尔、比约-瓦伦与科洛-德布瓦，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阿马尔等人，以及国民公会中的六位左派议员迪卢瓦、罗姆、古戎、迪科努瓦等人。
基于此，安德鲁并不打算像对付平等派那般，进行先发制人，而是打算借助左派（山岳派）的这场起义或是暴乱，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不给予即将在月底离职的卡尔诺，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以及巩固与加强安德鲁本人在救国委员会的领导者地位。
……
而所谓的“芽月起义”，不过是巴黎市民自发的一场游-行示-威，目的只是向国民公会的代表们讨要“廉价面包”，至于恢复“一七九三年宪法”的主张，这不过是民众们随便说说的一句口号罢了。
尽管示-威者一度冲进了国民公会，但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暴力发生。示威者很是顺从的听信了国民公会热月党人的各种承诺，继而主动的离开了国民公会大厅与杜伊勒里宫。
“芽月起义”后，国民公会信守承诺也没打算继续追究此事，只是将鼓动起义的几个雅各宾派分子关押起来。
而如今，在安德鲁推动的粮食补助方案下，“芽月起义”的基础，廉价面包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
那是在巴黎周边，由共和国士兵严密把守的12座大谷物仓库里，存放着能够满足60万巴黎市民在六个月的安全口粮。
在安德鲁担当救国委员会委员的当天，他站在国民公会大厅的讲演台上，郑重其事的向700多位国会代表，以及60万巴黎市民，做出如下保证：
每块重4磅的棕色面包（又称黑面包）的售价，将控制在8到12苏之间。折合每磅2到3苏。而且是从上午7点，到下午5点供应给携带有面包证的共和国市民。
在1795年初的巴黎，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如货物搬运者、建筑工，他们的每天平均收入为20到30苏（折合1到1.5里弗尔银币）；
如果是铜匠、鞋匠、印刷工、马车夫之类的熟练手艺人，大概能拿40-60苏（约2到3里弗尔银币）。
所以，在扣除必须缴纳的房租，购买日常的蜡烛、葡萄酒、食用油脂、蔬菜、衣物、燃料之外，面包就成为普通家庭的主要开销项目，约占30%到50%左右。
于是，安德鲁以借口要“保证面包供应量和控制面包价格”为由，成功将经济委员会纳入到救国委员会的管理范畴。
……
随着1794年11月16日，瓦乌雷茨基(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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