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
然而“三年之丧”的期限不是整三年，或者说整整三十六个月，而是首尾三年，即跨越三年。
这才有了《礼记·三年问》所说的，“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国丧是礼法，李纯也是守孝之人，但是守孝和礼法之外，李纯还是一个野心已经被彻底激发，充满了激进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皇帝。
国丧确实符合礼法，确实符合孝道，但是对于民生，对于百姓的生计，损害却着实不小。
对于急需让大唐恢复体力的李纯来说，国丧是让自己获得法理和孝道上获得认可，但是却不代表李纯会把丧期发挥到极限。
太上皇李诵驾崩于元和五年的八月，根据李纯的诏令，元和七年二月，太上皇的丧期就已经结束，婚嫁宴饮，欢庆娱乐就可以可以重新开始。
然而，国丧确实结束了，但是后面的发展却和普通人预期有所不同。
按道理，国丧结束，酒可以照喝，歌可以照唱，舞可以照跳，但是从长安到关中，从关中到岭南，从岭南到辽东，胡姬的舞蹈、歌姬的歌谣、勋贵的宴饮都无法冲刷掉那种弥漫在整个大唐的忧伤和惆怅。
国丧确实结束了，但是整个大唐依旧沉浸在那种说不出的压抑之中。
似乎，所有人的都在等着什么，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什么，
直到中秋佳节，当那支在大唐百姓中无敌的大军再次踏上了朱雀大街。
先是中秋佳节那场规模超过十万，规模空前绝后的盛大阅兵式，
再是阔别长安二十多年的燕国大长公主重返长安，
再之后，一封浩浩汤汤的讨吐蕃檄文，
最后，则是一场盛大而隆重的长缨军西征和郭戎登坛拜将的仪式。
直到长缨军的将士们迈着坚定的步伐，高唱着“君不见，汉终军……”西出长安的时候，压抑了整整三年的长安城，似乎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之内重获了新生的时候，所有人才明白他们压抑着的到底是什么。
……………………
“举世攻唐”对于大唐来说，是一场危机。
面对这一场危机，大唐并没有如同阴谋家和野心者所期望的一样崩溃，反而使得大唐在危难之中浴火重生，更加的强大，更加的不可战胜。
更重要的是，扛过了危机，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这一场危机却成为了各方最大的资历和荣耀。
御驾亲征，为大唐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太上皇，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近乎神明，将已经被严重质疑的李唐皇室重新稳定在了正统的位置，而且不可动摇。
临危不乱，度过危机，御驾亲征，平定河北的皇帝李纯，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威望，皇位稳如泰山。
以郭戎、李愬、裴植为核心的新禁军集团，正面击溃了数以百万计算的入寇者，成为了大唐的中流砥柱。
以制侍重臣、制侍会议为核心领导下的大唐中枢，朝廷，在整个平乱过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而制侍会议的成员，要么出身投诚后的关陇勋贵，要么出身世家文官集团，再剩下的则是新禁军的成员。
当从文到武，从丘八到皇帝，整个朝廷主流全部成为受益者的时候，关于这场危机的一切自然会被无限度的放大。
虽然原因不同，目的不同，期望不同，但是在“举世攻唐”之后，皇帝李纯，新禁军集团，旧勋贵集团，世家文官集团，所有的力量却在不约而同的将“举世攻唐”的一切都展示在了所有唐人的面前。
更是在这些大唐真正权贵的刻意引导之下，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那就是“举世攻唐”同样是一种屈辱，和曾经的“渭水之盟”，和曾经的“怛罗斯之战”，和曾经被吐蕃人攻陷长安一样的屈辱。
唐人从来不信奉什么以德报怨，也不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在实力不济的时候，或许存在卧薪尝胆，但是在实力足够之后，绝对会一拳一拳的将所承受的东西还回去。
面对突厥人的时候如此，面对薛延陀的时候如此，面对大食人的时候如此，面对吐蕃人的时样如此。
而现在，对于引发“举世攻唐”的存在，唐人的想法依旧如此。
……………………
作为叛乱策源地的河北三镇，已经彻底的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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