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夜袭，趁小鬼子最放松警惕的时候给他们致命一击。”张卫国非常赞同朱国睿的分析，他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说完他看向了林一凡。
坐在会议桌最中间的林一凡听罢，随即点了点头，就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那样，淡淡地说道：
“咱们确实可以发动夜袭，不过要提前和城里咱们的人联系好，给小鬼子来个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既可以最快速度给敌人致命打击，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咱们的伤亡。
另外，咱们在攻城的同时，还有阻断城外碉堡的鬼子援兵，让他们知道救援无望，只能往合肥方向逃跑，这样也有利于咱们把鬼子防守力量的注意力吸引到合肥去。
飞龙寨那边已经收到消息了，赵日天同意接受收编，并且答应协助咱们诈降小鬼子，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等到小五在六安把事情办妥，时机一成熟，攻城就由我亲自领兵，阻击鬼子的援兵，就交给老张你来负责了，可以吗？”
张卫国闻言，立即咧嘴笑着拍胸脯道：“林总长放心，张卫国保证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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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年中，整个世界的形势都在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原本还想要乘着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的，但却被中国战场的激烈反抗拖住了。
不过，因为日本始终将东南亚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并且多次挑衅，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在长沙会战胜利之后，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
与此同时，日本在得到了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情报之后，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
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比原本历史上还要早半年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这一年五月份，直接在日本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决。
长沙会战结束后，中国第9战区仍与日军大军对峙于鄂东南的山区。而一直到如今，第9战区所辖兵力11个军，共30个师，与第6战区（1940年增设）亘长江至武昌之线，甚至还与第3战区在抚河、鄱阳湖口之线，与日军对峙
其实，自从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开始，国民政府便一直想着收复，武汉作为捍卫华中交通，确保西南安稳的关键，其军事战略地位异常突出。
对于日本来说，占领武汉，是其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重要步骤，但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长沙会战胜利之后，收复武汉，此时已经成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
而随着国民政府开始了反攻的动作，这一年的4月，原陆军部次官阿南惟几中将接替园部和一郎，就任日军新第11集团军司令官。
此后，以第11集团军为主力的日军华中军团，便就1941年夏秋之际，抵挡国民政府对武汉的进攻作战，进行了研究和准备。
不过，在日军紧锣密鼓准备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和原本历史上，收集到了各种情报，更不知道苏德战争即将爆发。在此前长沙会战中损失惨重的日军得以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扩大战役规模。其最后确定的作战目的为：予第五，第九，第三战区的国军一次沉重打击。
在原本历史上，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日本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但在此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于4月13日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
为此，日军大本营甚至考虑要从第11军团至少抽调2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但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政府获得生机。
于是乎，8月9日日军，大本营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8月26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38号命令批准长沙作战计划。但为了准备对南方作战，第11航空舰队和第3飞行集团于9月上旬陆续调走，减少了海军和空军的支援。
而这个时候，因为时间的提前，这些都不在，国民政府想要收复武汉，依旧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林一凡在这样的大局中，能做的就是在华东吸引更多日军。
此时，徐小五正在六安城内，和青木堂堂主许雄主，干面观音柳如烟，还有城(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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