蹄之下，给中国抗战造成巨大危害，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
由于这一次的所谓“卓越战功”，畑俊六于1944年6月被授予元帅称号，获得了天皇颁发的一级“金鵄”勋章。1944年11月，日军大本营下令畑俊六转任陆军教育总监，继续支持对中国和西方进行侵略战争。1945年4月，调任驻本土日军第二总军司令，准备进行本土决战。
畑俊六作为日本法西斯军队重要头目之一，长时间担任侵华日军高级职务，积极奉行侵华政策和进行侵华战争，在中国犯下了种种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而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国政府的指控和强烈要求，驻日盟军总部于1945年9月13日下令将熘俊六作为甲级战犯逮捕收监，把他送到了被告席上。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公开审理后作出最后判决，11名大法官以5：6的票数对战犯烟俊六处以无期徒刑。
法官团其中的5票是赞成处以死刑的，6票是赞成无期徒刑的，这厮再次死里逃生，其核心原因是畑俊六主要罪行都集中在中国的侵略战场，没有参与太平洋战争，美英等国家的法官们有点麻木不仁，非常可恶。
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和包庇下，畑俊六仅仅坐了六年的牢房就于1954年被假释“保外就医”，1958年干脆被赦免。
1962年5月10日畑俊六在出席战死日军祭奠活动期间，突然暴卒于一家名字叫“龟文馆”的旅馆房间里，才结束了其不知悔改的罪恶一生。
现在因为林一凡在长沙会战中的行动，畑俊六提前被日军派到了华东战区，为了扭转战局，一上任，他便着手调度起了华东的日军兵力部署，并且停止了正面战场全局性战略进攻，转而巩固已占领地区，实行“以战养战”政策。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一些军官认为，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打到重庆，二是从中国撤军。可是若想打到重庆和延安，就需要给中国战场增援不低于15个师团的兵力，在实行对苏警戒的前提下，日军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而至于从中国撤军，内阁和陆军省又不可能接受，对于喜欢弱肉强食和占便宜成瘾的日本人来说，把吃到嘴里的肉再吐出来，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既然不能在短时间内用武力取胜，那就得耗下去，耗到重庆政府坚持不下去而求和或者投降。
日本政府和军部同时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一时期，连续出现了日本和重庆方面秘密接触进行谈判的所谓“桐工作”、日本要求英法关闭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日军武装进入越南北部等种种情况，然而，以日本人的性格，但凡能够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怎么可能跟重庆政府搞什么“和谈”？
不过，重庆方面老蒋已经决定转守为攻，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抗战时期，歼敌唯一之良机，至今确已到来，自然不会再想着和日本人和谈了。
日军的这一算盘也就落了一场空，“和谈”本来也就只是一个援兵之计罢了，畑俊六对此也不在意，他此时已经在筹划开启新的会战了。
老蒋也试图通过这次反攻，改变中日战局态势，一举掌握战场主动权，国军中不少将领也看得出来，日军此时对正面战场的国军已经开始采取攻势防御，打算以局部性进攻来占领某些战略要地及歼灭国军主力。
但是日军兵力分散配置在占领区各地，能机动使用的兵力较少，导致每组织一次大战役，均须从各处调置，这在“随枣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就显露无疑了。
老蒋及国民政府军事高层相信日本国力已进入瓶颈，国内开始产生厌战情绪，因此他们都对这一次反攻都有着不小的信心，老蒋计划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顶住北面，薛岳、陈诚、汤恩伯部趁势进攻武昌、武汉，罗卓英和王耀武则是进攻南昌，新海军配合作战。
林一凡和利刃特战队的任务就是牵制住华东地区的日军战力，而想要牵制住，就得先攻下安庆和六安两城。
但是，安庆和六安作为皖西的两座关键城市，尤其是安庆还作为安徽省会，扼守着南京与武汉之间长江航运的中间地带，也是江淮地区的陆上要冲，日军对其的防守更是严实，因此也有不少人对此很是担忧。
“林总长，鬼子在安庆的驻兵有至少一个联队的步兵，还有大量的炮兵和少数骑兵，我们如果要强攻的话，他们武器精良又据城而守，我军恐怕会死伤惨重，您对此有什么好的计划了吗？”一个师长率先问道。
话音一落，不等林一凡回答，立刻又有一个师长问道：
“林总长，安庆的战略位置在华东尤为重要，收复安庆是很关键的，但六安咱们真的一定要打吗？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足，之后还要在第九战区发起攻势之后负责牵制华东的鬼子兵力，攻打六安只会让兵力更加捉襟见肘罢了，得不偿失啊。”
林一凡认真地听着他们的质疑，(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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