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有
到了抗战后期的时候，重庆有中西饮食店二百六十余家，其中川菜馆仅为一百一十家，连一半都不到。这其中，西餐厅和咖啡馆就达到了三十多家，如此盛况，在此时的中国可谓稀罕。一时间，重庆的饮食横跨南北，兼顾中西，饮食文化空前鼎盛。
“一切从简即可！”林一凡没有想过要来享受，与其去吃那些饭，还不如省下钱去打鬼子。孔森见状，也随即应和道。
他对这些吃喝玩乐，兴趣也不大，一方面是早就吃喝玩乐过了，另一方面，现在的他，更关心的是打鬼子。
赵处长闻言，一时有些怔住了，他没想到林一凡对宴席不感兴趣，这可很少见。不过，作为个接应人的老油条，赵处长很会揣摩人心，他知道林一凡打仗很厉害，紧接着，便和对方讨论起了重庆的战略位置。
“林队长，你知道吗？重庆作为战略要地，历史也很悠久呢！”赵处长又朝着林一凡道：“咱们重庆人英勇善战那可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春秋战国的时候，纵横家张仪在这里建城以来，重庆这座城池一直守卫着川蜀之地的安全，多次接受了战火的洗礼。”
林一凡点了点头，说到军事史，他可就不困了：
“13世纪的时候，蒙古大军可谓是兵强马壮，威震八方，他们蛮横地闯入中原，向南宋发起了全面进攻。正是重庆，一度浇灭了蒙古军的嚣张气焰。
那个时候，成都失守，蒙古军排山倒海而来，横扫川蜀，直扑重庆。可是，重庆三面环水，地势蜿蜒崎岖，蒙古军因为山高路远而不得不中途放弃，掠夺一番之后打道回府。
重庆军民凭借着重庆知府彭大雅用条石和煅烧的青砖重筑城墙，抵御蒙古军的侵略，一直到后来南宋灭亡，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坚守。其中，位于今重庆合川区的钓鱼城，还曾在1259年的保卫战中，以一城之力，拖垮蒙古大军，让蒙古大汗蒙哥抱憾死在军中，打破了蒙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林一凡侃侃而谈，听得原本想要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的赵处长目瞪口呆，孔森的脸上，更是露出了敬佩之情。他万万没想到，林一凡对历史，还那么熟悉。
而林一凡说到了兴头上，随即又继续道：“不过呢，政府之所以会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并不单单是因为这些历史渊源。”
“哦，那还有什么？”孔森赶紧问道。
“从地理因素来看，重庆作为四川盆地的门户，扼守长江三峡，又有山脊海拔高达两干米的大巴山作为天然屏障，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云”。全面抗战之后，国军主要的防御方向在东方，可即使是装备精良的日军也难以通过重庆突入四川盆地，日本海军更无法逆流而上。
相较于成都一马平川，重庆作为一座山城，四周重峦叠嶂，立体的城市布局有利于防空，凭借这一优势，才能抵挡住日军长达这些年的战略轰炸，并且防止大规模的空降袭击。
同时，重庆有“雾都”之称，常年笼罩在重庆上空的雾气，恰好形成一个保护层，使日本空军一时无从下手，轰炸的时间也因此不断推迟。”
林一凡顿了顿，然后又继续说道：
“而从全国的大战略来说，重庆在地理位置，工业资源，还有战略后方上，都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重庆所在的四川盆地，连接西南、西北各省，南有云南高原，北有秦岭，背靠青藏高原，形成阶梯式的防御体系，以空间换时间，让日军不得不身陷绵长的纵深之中，如同当年蒙古军南下面对重庆山区一样感到棘手。
其次，一八九一年后，重庆被迫开埠，坐拥长江、嘉陵江水运之利，工商业迅速发展，打下深厚的工业基础。战争爆发后，东部沿海大量的工厂和物资需要沿水道向西转移，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正好可以容纳这些宝贵资源。
而四川盆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沃野干里，物产丰富，重庆还可以通过交通之便，为各地补充军需物资。还有我之前说的长沙，其实也是重庆的另外一个资源供给地，还有掩护，所以你知道日军为什么会把下一个目标放在那里了吗？”
“原来如此！”孔森更加恍然大悟。
其实，国民政府将重庆作为陪都，也不是情急之下的决定，而是长期规划之后做的决策。
一九三二年，日寇步步紧逼，在上海发起“一·二八事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几百里，国民政府为防不测，曾在此期间移驻河南洛阳办公，并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决议。
不过，西安、洛阳虽是干年古都，却不是作为大后方的理想目标。
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交通全部依靠陆路，运输效率低下，无法支撑未避战乱而来的庞大人口，再加之缺乏天险，无险可守，还紧邻晋绥，深受国内外势力掣肘。随后几年，国民政府逐渐放弃了以西安、洛阳为大后方的想法。
到了一九三五年，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带着这样的思索，老蒋前往西南考察，在重庆设立“行辕”。在长达半年的西南之行中，老蒋深深感受到，川蜀之地作为大后方的种种优势，决定以四川（当时重庆属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声称即使只有一个四川，抗战也可以继续。
但是这一年之前，四川(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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