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京以前，不到二十岁的王安石，便已经在南方士林、学派中拥有偌大名气了。进京之后，顺理成章地考入大学堂，期间，也为欧阳修看中，修习古文。
在政法大学堂，是王安石停留学习最久的一次，因为这是他真正接触到帝国最高学府以及上层权贵的面貌，大学堂也远不止治学这么简单了，更加侧重于为官之道与治政之能的培养。
而在这方面，即便以王安石之天资，也没办法再做到游刃有余、如饮甘酿了。所谓才学固然重要，但人际关系与实务经验，却不是那么容易累积的。
不过，这似乎也彻底激发了王安石对政治的热情与兴趣，在那期间，适逢世宗晚年，夺嫡之争，朝局糜顿，人心不稳。
地处皇家园苑的大学堂，作为帝国培养精英力量的最高学府，议政之风本就浓烈，年轻气盛的王安石自不能免俗，因而写出了不少针砭时政的快意文章。
虽然在老政治家眼中，略显稚嫩，但其人才智慧之光芒，却已经闪到了不少人，当然，也招致许多人的厌恶，尤其是权贵子弟。
比如萧阜，这是两朝宰相、世宗股肱之臣萧恭之孙，同样资质过人、好学多才，曾拜湘学大家廖昌浩为师。萧阜是最喜欢与王安石辩论的，但败多胜少，到最后，往往词穷理屈，拂袖负气而走。
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年轻时候的王安石，就是这样自负奇智、锋芒毕露、锐气逼人。也正因如此，正统二年大考后，殿试评比之时，包括时任礼部尚书的晏殊在内，不少大臣都建议，当压压其锋芒，正因璞玉，才需打磨。
若是正常情况，王安石别说状元了，就是进士一甲都进不了。不过，彼时刘维箴继位已满一年，虽然年轻放权，却也非全无自己想法。
面对“打磨之论”，刘维箴并不苟同，他认为，朝廷取士，素以才学智用论高低，岂因年龄而计较长短，横加打压，有失公允。
当皇帝明确表达这种态度时，王安石这个23岁的大汉状元，也就新鲜出炉了。皇帝未必对王安石有怎样的好感，甚至都没有仔细了解，但须知道，当初时的刘维箴也是个青年，面对的也是满朝老臣
到如今，王安石已入仕十年了，他的仕途很稳，稳到按部就班，基本依照朝廷固有的官僚培养制度、节奏来。真正进入官场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政法大学堂距离朝廷很近，但其中差别之大，难以量计。
一头扎进朝廷这个大染缸后，他的才智博学，根本无法挣脱政治旋涡，他的锋芒也不得不收起，吃几次亏就知道了。
还是得感谢范仲淹，若非范公拜相之后，大力提拔培养才士，或许王安石仍在三馆修书属文，抑或是在翰林院待诏，待在正统时代几乎不可能被召见的“诏”。
因而，对于范仲淹，王安石是心存感激的，其思想、政风、品行，都深深地感染着王安石，全方位地影响着他。
夜更深了，陆陆续续地，僚属们将整理、标注、拟议的各部司及地方道州上奏本章，呈与相堂。侧对着范仲淹的书案上，又摆得满满的，那是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感觉。
“时辰已晚，本章放下，回府歇息去吧”
王安石是最后进来的，手中同样捧着一叠奏章，闻言，轻轻地将之置于案上，再看着始终埋头于案牍、白眉凝愁的范仲淹，不由躬身抱拳，拜道“相公，时辰已晚，还请保重身体，早些歇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