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时间里，对刘继英、刘维箴这一子一孙，刘文济是有一些深入考核考察的，当被置于放大镜下仔细观察时，再光鲜华丽的外衣，都难免褪色。
建隆二十一年开始，睢阳公刘继英便被刘文济安排进朝廷部司，实地实际参与朝政，学习培养处置国事的判断、处置能力。
而刘继英先后在理藩院、财政司、都察院、吏部、枢密院这些朝廷最核心的部司轮职锻炼，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赐侍中衔，入政事堂行走
这一系列的安排，无不说明一点，刘继英在“预备太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即便刘文济以强势酷烈的手段维持着朝局，压制太子党争，随着时间的流逝，睢阳公刘继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就源于皇帝这种极具指导性与迷惑性的安排。
同时，在治事方面的能力，刘继英也的确表现不错，尤其在随皇叔祖刘曜在理藩院的那段时间，十分踏实认真，很明白皇父对宗藩关系事务的重视，用心地学习相关事务的判断与处理。
在其他部司轮值时，也是卖力表现，虽不乏疏漏，但那股渴求进步的态度，是分外积极端正。便是政事堂那些能才干吏、理政能手，不管真心如何，都对刘继英交口称赞，渐渐认可其“贤”与“能”。
只不过，两三年下来，或许是为那些声名所累，又或许是过于追逐所谓贤名与才名，刘继英开始在舍本逐末的路上越走越偏，实事干得少了，高谈阔论多了，慢慢地，连心思都变了，开始专心致志地揣摩圣意，一心一意地邀买人心。
而对这种沽名钓誉、务虚避实的行为，刘文济还特地加以训斥指正，效果是有的，但刘继英很快就故态复萌。也是被他的近臣幕僚给带偏了，皇帝的指正行为，经人一“翻译”，就变成圣意属定，否则何以如此费心
可以说，在章德太子刘继礼刚刚薨逝的时候，刘继英是占了不少优势的，不在于杨氏外戚、军功贵族的鼎力支持，以及朝野之间那如潮声势，根本在于，皇帝刘文济对他的好感与喜爱。
至少，比之那个迂缓迟钝的皇长孙，要更受刘文济钟意。毕竟，刘文济自诩英明之主，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总还是更喜欢找一个“类己”的。
故太子刘继礼，虽然“仁弱”，但并不意味他不聪明，相反，他很聪明，只是性格原因，导致行事作风，给人一种软弱之感罢了。
而对刘文济来说，眼瞧着寄予厚望的嫡子，一步步滑落，亮眼的光环逐渐暗淡，暴露出“平庸”的本质，这同样是一种煎熬。
刘继英的平庸，不在于才识智慧上有什么重大缺陷，但若是作为一个帝王，他太不聪明，在竞争太子过程中的诸多表现与手段，也显得太不明智。简单地讲，多做多错
若是刘文济于建隆二十年就册立新太子，那么胜出者很大可能就是刘继英，但偏偏这件事情，拖了整整三年，迟则生变
而作为刘继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皇长孙刘维箴就显得朴实多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就只做了两件事，守孝与读书，除此二者之外，刘维箴并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对夺嫡之事，也显得漫不经心，朝中的声势都仿佛是支持者们以及杨氏的反对者们自发形成。
当然，刘维箴能如此稳坐钓鱼台，万事不萦于怀，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有人出谋划策。时任太子中允的王士廪，这是世祖、太宗朝名臣，前武德使、江南道布政使、宰臣王玄真之孙。
王士廪以祖荫入仕，因此比起那些通过科举正考入仕的权贵子弟，仕途要稍微“坎坷”一些，但此人其他地方或许不如人，但在政治的敏感性以及观人识人上，却深得其祖父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