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九年夏初，洛阳西苑，在一场盛大的揭幕仪式之后，大汉帝国政法大学堂新校正式宣告落成，投入使用。
经过近二十年的摸索、试验、调整，帝国政法大学堂已经彻底融合诸家思想、诸派理念，成为一座百花齐放的学问殿堂，也是帝国毋庸置疑的第一学府。
二十年间，大学堂已经为帝国各级官府衙司了三万多名官僚，并且成材率不低，早几批中的佼佼者，已然成为帝国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
到建隆十七年为止，从大学堂毕业、科考入仕之“名人”，已经能列出一长串了，比如包拯、富弼、韩琦、欧阳修、文彦博
到建隆十八年时，大学堂在校学生已然突破五千人，而此前的学院，地方狭小，设施陈旧，已然无法满足各项教学活动，因此，新校的建设在皇帝的推动下，早早地便提上日程。
而新校的选址也很特殊，就在西苑这片风景秀丽的皇家园苑之中。刘文济不似康宗那般痴迷畋猎，对西苑的使用也很节制，因此二十多年下来，西苑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
更特殊的地方在于，新校是在当年康宗后期那座烂尾的“水晶宫”遗址上，重新起建，修复完善。有此基础，可想而知，帝国大学堂的新校区，是何等瑰丽壮观。兴建工程，费时一年，耗钱两百余万贯，抢赶工期之时，击凿之声，夜以继日。
虽然耗资不菲，但作为培养帝国精英与统治基石的学府，也完全配得上，足表皇帝与朝廷的重视，同时在舆论上多少正面、积极的评论，总归比皇帝拿着国家财税去大修宫室寺观，去实现个人享受要好得多。
宣光阁，是新学堂的中心建筑，为为贡祭先贤及举行大型学院活动之所，阁楼立于水上，阁外是开阔的金龙湖，四条水上廊道稳定地铺开，连接堤岸与阁台，潭中另有四座人造沙洲，广植绿树繁花，春夏之交，极尽妍丽
引伊洛之水灌成的金龙湖边，半头华发的刘文济，就像他的皇祖父那般，拄着一根朴素的竹杖，顺着雕栏柳岸，迎着当空旭日，缓缓前行。
默然良久，方才住步，抬手遮眼望天，又扶栏远眺烈日下熠熠生辉的宣光阁顶，刘文济怅然道“国如大日，阁生宝气，朕却老了”
陪王伴驾的，除了内侍近臣之外，主要有两名大臣，内阁大学士、吏部侍郎杜衍，以及大学堂校长蔡齐。杜衍乃是唐代名相杜佑之后，康宗朝那唯一一届科考的进士出身，就和几十年来汉帝国诸多有所建树成就的庶族名臣一般，杜衍少时的经历也很艰苦坎坷，虽然免不了一些运气成分，但这也是他们学有所成很重要的因素。
入仕二十八载，从京畿到地方，历职多方，累有政绩，为人称道，到如今，杜衍已成为朝廷一等一的人才，以清廉强干闻名，更是“预备宰臣”。
也是在建隆朝形成的潜规则，当一个部司大臣头上加“内阁大学士”时，那么拜相也就不远了。而杜衍在吏部，主管官吏人才选拔，他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毕竟老相公张俭的年纪也的确大了，皇帝不得不为接下来十年做准备。
至于蔡齐，是深深烙刻着刘文济时代印记的名臣学士，这个端拱二年的状元，虽然在吏能上与他同届的诸多才士有差距，尤与范仲淹相比，但在治学、教育上，却苦心钻研，多有成就。
因此，在不到五十岁的年纪，不只参与完成了册府元龟这部大书的修撰，还是国史的主编之一，四十五岁时，被刘文济放到大学堂校长的位置上来，这可是从二品的职位，天下学府之首。
当然，刘文济提拔蔡齐，委以重任，除了看重他本身在治学教育上的才器，更重要的，还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干净与纯粹”，这可是实实在在，经他这一朝选拔、培养、成长起来的大臣。
事实上，到刘文济统治的中后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人才”，不论嫡庶，成长成为帝国基石，在帝国统治运转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名气最盛者，便是范仲淹，刘文济可是亲口夸过，这是济世之才。而以范仲淹等建隆时期崛起的一批后进才士，也是刘文济作为一个实权皇帝最重要的底气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