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问题不大，获奖的可能性也不小，这些欧美权威杂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很大！”
山河有些疑惑，学者出版社有这么牛逼的公关手段，能让这么多文学主流媒体蜂蛹而至？
“是这样吗？”
康之璇看着山河直言回应道：
“老板，《少年易的奇幻漂流》是现象级的文学作品，您是今年现象级的文学作家，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获得了主流文学界的集体承认，您现在是知名文学家，这个头衔很值钱！”
“是吗？”
山河笑了笑自嘲道，“合着原来我只是个不入流的写手，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咯！”
“您才多大啊！现在的世界主流文学界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他们的眼光逼格高的很！你已经征服了他们！”
“好吧！让我们看看这些老头老太太们是怎么看待我这个新人的？”
…
在西方主流文学界，山河的确是个特例！
相对于其他知名文学作家而言，山河太过年轻了，更像是一个商业畅销书作家，接触的大多都是娱乐或大众媒体。
自身也致力于娱乐大众，丝毫没有一般文学家的曲高和寡。
对于世界主流文学界来说，
山河就是一只刚刚起飞便冲天而上的稚鸟。
过去的作品更像是在积累羽毛，练习飞行。
而《少年易的奇幻漂流》就是山河成熟长大的标志。
既然伱已经飞上了高空，加入了优雅的鸟群，而且是以一种令人震撼的姿态，那大家必须为你的亮相而鼓掌庆贺！
因为这个，各权威主流文学媒体才有了这次的集体来访。
山河是新一代文学作家的旗手级人物，《少年易的奇幻漂流》值得主流文学媒体的采访推荐。
山河的确与其他知名文学作家差别太大。
他们要不就是全球各大学府的教授或客座教授，要么就是深居简出的专注于写作，日常生活也都在文学界活动，参加各种文学座谈会，或者在各国访问讲学。
主流文学家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在脱离大众，尤其是在原来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里，他们的圈子很小，但很高端。
山河的种种做法，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年轻时的玩乐嬉戏！
<divclass="contentadv">比如《巴黎评论》的记者就这样问他：
“丘，你未来还会继续现在的生活？继续当导演，拍电影来娱乐大众？”
“当然！”
山河回答的很肯定，
“文学诞生的初衷就是娱乐大众，至于其中赋予的种种内在，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从十几岁第一次为妹妹写日记开始，我的初衷就没有改变，我希望更多人看到我的文字，希望用普通人能接受的笔触来解读一个故事，电影也是如此，文字和图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我的脑子里两者是相互成就的，这让我十分着迷！”
“在你看来，新一代主流文学作家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代表不了新一代主流文学作家，我甚至对自己是否是主流文学作家都不确定，文学在我这里没有主流和商业之分，我们面对的是互联网时代，资讯高度发达，未来的主流文学必然要面对更多的读者，面对着商业化。
小说写的再好，只有一小撮人能读懂，只有极少数人与你共情，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
这些西方媒体对山河的提问很广泛，从文学到生活，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提及，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就对山河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丘，你作为一个新生代华夏人，是怎么看待时代留下的伤痛，毕竟这些伤痛才是文学作家的灵感之源？”
山河看了看这个话中有话的中年记者，微微的笑了笑，
“世界有许多伤痛，华夏的伤痛更多，最大的伤痛就是我们曾经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方，但被西方现代科技所打败，由此留下了巨大的伤口，整个华夏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来愈合这个流血的伤口，而近代华夏几乎所有的时代伤痛都是为了疗伤！
任何时代都不是完美的，或许作家需要揭露黑暗、反应现实，但那应该是作者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想法，如果刻意的去贩卖炒作时代伤痛，那就本末倒置了，其行为令人不耻！”
这个记者依然不肯罢休，继续问道：
“华夏的经济在极速的向前发展，但相对应的其他方面好像依然停留在二十年前，你认为这种状态健康吗？”
面对着这位优越感满满的典型西方记者，山河说的很直接，
“当你评论一个人或者国家的时候，需要切身了解她的历史和现状，并不是站在高处，道听途说后，就指手画脚！
你们或许没有品尝过国家落后给民众带来苦难，但我们经历过，我的祖辈们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起过那些苦难的历史，被人践踏和侵略的眼泪与鲜血在华夏不能再一次发生，这是全华夏的共识，所以我们致力于强壮自我。
至于你说的二十年从未改变，我并不认同，你眼中的改变无非是什么民主人权之类政治理念，华夏与西方的历史不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许许多多的差异，你用西方人的标准来看待华夏人，必然会产生许多误解，我建议你应该多了解华夏，就像我们了解欧洲一样！”
西方主流文学界对华夏的眼光是陌生而又悲怜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好的华夏文学作家就应该揭露愚昧，批评现实，把华夏形容成他们眼中的模样。
比如俞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比如莫言的《丰（ru)肥(tun)》和《蛙》。
山河的小说里几乎没有这些，他过往最出名的两部作品写的都是西方的阴暗和缺陷。
而这部《少年易的奇幻漂流》里更是超脱了政治和人种，把目光投向了整个人类的哲学思辨。
这与他们眼中的华夏文学家差别甚大，所以，在众多的采访中，这种差异表现的很明显。
《凯尼恩评论》的记者就直接对山河发问：
“近代华夏文学经历了伤痕文学(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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