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然。
事实是，很少有皇帝真正明白他们应该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哪些具体的政务上。
天下所有的政务都堆积在皇帝的案头，皇帝却不懂如何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随意假手于人、让权予人，却被那些看似重要其实狗屁不值的小事牵扯了太多的精力。最后的结果就是皇帝越勤政，国家就越是被他治理地乱糟糟。
而皇帝也是人，努力工作之后也会需要正向反馈。缺乏正向反馈又无处诉苦无人商量，自然会令皇帝逐渐怠政，并美名其曰垂拱而治。
通常而言，傻白甜的皇帝一般都很容易身陷党争，非常关注某个具体官员的品德问题，仿佛偌大的朝廷缺了此人就不能运转，仿佛天底下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分清这个官员究竟是忠是奸。当然，皇帝本人并不会意识到有问题，他们都真心地觉得某个臣子就是他的生死大敌或者国之股肱。但事实上，那只是蛋糕上的一朵裱花。
而英明一些的皇帝则会知道，治政主要要抓的就是财政权和人事权。只要抓住了这两项权力，那么某一个或者某一派官员的贤德与否，只看皇帝本身的需求而已。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皇帝其实就已经拿到了分蛋糕的那把刀，剩下的就是凭皇权的大小尽力为自己切下最大的一块利润。这样的帝王但凡分蛋糕不全是为了自己享乐，已然足以在史书上留下“有为”、“爱民”四字。
但李长安却知道，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两类皇帝都被眼前的蛋糕局限了视野，却忘了重要的是现有蛋糕之外的东西，是那些被人有意识隐匿下的原材料。身为帝王，最重要的任务从来不是在蛋糕上裱花或者拿刀分割蛋糕，而是尽己所能收揽原材料，将蛋糕做地越大越好。
那么，如何才能从世族、从官员，甚至从百姓的口袋里掏出被他们隐匿下的原材料
正是制定规则、建章立制、立法执法。
说回崇安帝，小皇帝从十岁开始接受帝王教育，十六岁大婚、十七岁亲政，如今年已十八。理论上，亲政的实习期应该过去了，他已经是个成熟的社畜了。而他既然能在十岁时就能熟练玩弄权术一手掀起皇统之争，自然不会是那种只会关注党争的傻白甜帝王。
适逢其会，今日早朝，也恰好有件大事需要皇帝与朝臣决议税收。
时近七月，秋收将至，也该到了皇帝向百姓收农业税的时候了。
大陈朝，甚至整个古代王朝，农业税向来都是朝廷头等大事，亦是头等难事。只因大陈朝的百姓手上基本无钱可使，收税向来都是收粮、收布、收钱并行。
众所周知，税收标准不统一，则必定有操作空间。有权有势的缴税人会本能地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交税，这便是朝廷的第一重损失。
而税收收上来之后，糟糕的交通情况，又让朝廷面临着押解的难题。于是乎，路上的损耗、漂没就不可避免，这便是朝廷的第二重损失。
而朝廷收税却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收入库房锁上铁链，各地府衙等着这笔钱做明年的地方规划，百官等着这笔钱发工资，皇帝也等着这笔钱过日子。那么，既然要用，就又牵扯到一个交易折现的问题，这便是朝廷的第三重损失。
有了以上三大项损失，其他损失诸如各级官吏贪点蹭点，那已是不值一提。
在李长安看来，真正英明有为的帝王首先要做的就是大力推广单一货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括隐土地，并视百姓贫富阶层变化不断调整税收政策。只有以上几步真正做到位之后，然后才将注意力放在整治贪官污吏上也还不迟。
毕竟，现在的贪官污吏即便是个举世无双的巨贪，他也不能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吧所以，但凡这个贪官没有真把钱烧了取乐的爱好，身为皇帝就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堪用则用，等不堪用了再算总账砸储蓄罐也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