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署二十四监的宦官们，对于纳税是非常抵触的，但是皇帝亲自下令，必须要遵从。
王国光对这件事是极其惊恐的，这放在封建时代，实在是太过于炸裂，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形容。
王国光满是惆怅的说道“用人、理财之大端，王政之首务也。”
在王国光看来，国家不理财，是决计不能行的，没有理财之法，想做什么事儿，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大明眼下的风力舆论，是决口不能提理财之事，因为这涉及到了先王之法。
也就是崇古的腐儒们喜欢说的法三代之上的基本政治正确。
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常常将君子和小人对举互言，君子只谈义小人才谈利；
孟子中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只需要仁义就够了，不必言利；
本议有云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仁义为大端，而利为末端，应该抑制末端而开大端；
曾子也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而王国光则认为，用人和理财才是大端，国家政务之首要。
现在张居正提倡的新政变法，纲领就是富国强兵，这两种都违背了儒家的基本政治原理，和儒家塑造的理想国背道而驰。
富国就要言利，强兵必然征伐，这和仁义根本没什么关系。
儒家塑造的理想国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人人有德，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国的基本方法就是施仁义，以得天下人心，人人爱人。
比如孟子就提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
尊重贤者，任使能者，朝中有才德出众的人在位，则天下就会野无遗贤，朝无幸位，天下之士人都很开心愿意在朝为官；
而市场，就是设立了税法而不征收，甚至干脆不设立税法，这样天下的商贾不苦于征求之害。都很开心，愿意把东西带到市场上来贸易。
施仁义以得天下人心，是一种遍布儒家经典的思想，是贯穿儒家发展两千多年的主线索。
比如之前万尚书不停的念叨的天下国家有九经中的柔远人。
儒家的态度是关，讥而不征。
就是说这关隘去处，乃行旅往来密集的地方，如果怕有奸细诈冒，理所当然应该盘诘，这叫做讥；若为了抽取货物征税设立，就失了远人之心。
必定为关市之法，但讥察异言异服之人，而不征其税，则天下之行旅，皆悦吾柔远之政。
所以月港开关，就是一个扭扭捏捏的改革。
在道理上，儒家礼法，完全是说得通的，但是在践履之实中，总是一塌糊涂。所以制度设计中，万万要践履之实。
不断有人在挑战这种礼法的禁锢，但总是一次又一次的以失败告终，自古变法，善终者几人
大明朝经历了嘉靖中后期的频繁战乱，遍布大明国朝大半江山的动荡，遴选出了一大批的有志之士在朝，但对于天下而言，他们还是一小撮和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