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正统性，如果这样，这就是周朝人苦心孤诣的历史删改行为，当然不会给后世留下任何资料。
他继续说道：“若是原本的历史资料就已经被修改过，后来人哪怕再怎么去寻找信史也是无法还原真相的。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用考古的方法挖出实际的文物，用大量史实互相印证，方能分析辨别出真正的历史。”
焦竑有些被说服了，但随即却又觉得自己的史观也应该坚持。他推崇的是中国自古传之的一套史官传统，这传统的作用除了能够记录历史之外，其实更是一种规范帝王言行记的手段。
司马迁到焦竑这些中国古代的史官认为好的写史人应该是“君举必书”，最佳状态应该就像《礼记》之中记载的一样，皇帝身边要有左右两个史官，左右史把皇帝围着，皇帝“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上说句话打个屁都要史有明载，有这样秉笔直书的史官，皇帝也就不敢胡乱做事。
然而历史上哪有皇帝真愿意整天被人监视？
不光很多事情不让记，而且每一任皇帝都会自我称长、掩恶扬善，会故意让史官编造一些吹捧自己的内容。
而在焦竑这种史家看来，这时就必须要有“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史官去和皇权对抗。
在这种对抗之中，对于历史的褒贬权力其实乃是史官们的重要武器。皇帝可以杀我，但是我可以在史书之中骂皇帝，这也是史官唯一的防身法宝了。
王文龙所推崇的历史研究方式固然可以更好地研究历史，但是却不利于史官进行战斗。
而在王文龙看来焦竑所推崇的这种史官思想只适合于春秋时代的小国，那时的诸侯权力不大，如果全天下包括其他诸侯国的人都骂他，还真能形成点舆论压力。
而到了这个时代生产力早就不同了，别说大明，就是欧洲那些小国家都已经不怕什么舆论攻击，万历皇帝连天下共同上书都不怕，史官想要凭借自己支笔跟皇权战斗实在是想太多，还不如把历史观赶快科学化，以方便进行历史研究。(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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