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见奸巧’一句，但《尚书》中《大誓》却无此句言语。”
“墨子生于孔子后、孟子之前，当其时尚未有焚书坑儒之事，且墨子《尚同篇》千古以来都以为乃是真书，并非后人依托，可见写作《尚同篇》之时世上所流传之《大誓》该有此语句，而晚出之《古文尚书》独独遗落，此非大为可疑之事乎？”
“由此而来，小子对《尚书》不禁颇为好奇，细细查考，疑惑丛生，思之不明，故作此书，以求智能之士解惑也……”
前世《尚书古文疏证》的作者阎若璩写作此书时还是康熙年间，当时的考据学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颜若渠在写作时只是将自己找到的一百多条疑点一条一条罗列出来，虽然达到了证伪《古文尚书》的效果，但是在编排上却还是有些草率。
而王文龙有心促使明代的考据学派发展，于是在写出阎若璩所给的疑点时将《古文尚书》之中的各种疑点：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分门别类的排列。
《古文尚书》之中的疑点太多了，比如其中《禹贡》一篇所标注的地名许多都在汉武帝以后才出现。
而阎若璩的这些研究方法在后来的考据学派中，也被发展成考据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
别的不说，就光丢出这些考据学工作方法，就能让这个时代的儒家学者震撼不已。
考据学的办法就是用尽所有手段去研究古代文献。
历朝历代的假文献和错误解释，在这种全方位死盯的研究之下几乎没有逃脱可能。
它们或许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研究下去就会发现种种错误。
没有一个错误或伪造的内容可能做到完美的，要不然是会出现那个时代还没有的字词、要不然就是出现了当时还没出生的历史人物，或者是用了错误的地理、日期计算之后根本不对、不同版本之间互相不符合……
只要拼命考据，整个儒家学说的根子都能被掀起来。
更重要的是《古文尚书》这二十几篇书是二千余年来公认不可侵犯之神圣宝典，上至皇帝的经筵，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结果突然被发现全都是假造，必然直接打破许多儒家学者的盲目信仰。
用梁启超的话就是：“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王文龙在馆驿之中忙的不亦乐乎，到中午已经把序言写完，并且把第一卷也抄了大半。
正在这时房门敲响，王文龙让王平保打开门，就见毛文龙同着汪可受、马经纶站在门口。
马经纶一见王文龙就说道：“静观先生究竟是如何说服我家师父？他如今终于肯吃药了。”
王文龙笑道：“我那日没说劝卓吾先生吃药之士，只是告诉他‘是非有定论’，卓吾先生当时不屑，但多半思索之后还(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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